在胡适那儿，又碰见教育家陶知行（行知）和正在杭州读书的胡的表妹曹佩声（胡正暗恋着她），志摩也想成人之美，促其好事，就说好在斜桥会合，去看大潮汛。为了气氛更热闹些，当天志摩又去上海约人，一下子又邀到了朱经农（教育家、出版家）、任叔永、陈衡哲（莎菲）夫妇（文化名人），任又介绍来汪精卫，而陈又带上自己在美国的女老师艾洛莉，另有马君武（大学校长）临时加入。这样，连志摩，南北有了十人，第二天就相向而至斜桥。杭州来的三人已在船上等候。 从斜桥向盐官进发，分乘两船，一路也欣赏海宁乡村秀丽风光。午饭时，坐到一条船上，小舱里挤得紧紧的，“满满的臂膀都掉不过来”，高兴融洽，吃的是标准海宁土菜，有粉皮包头鱼、小白菜豆腐、大白肉和芋艿（笔者以为可作为“观潮菜”推出），还喝了“黄米香”“白玫瑰”酒，最活跃的是徐和汪，两人当年同坐“南京号”船去美负笈游学，已好几年不见，话就多，谈的是诗。汪，虽然写旧诗，“却不偏执”（志摩语），对新诗亦有兴趣；志摩正写新诗，方兴未艾，但旧学根底好，也能应对裕如，加上胡适是中国第一个尝试新诗的，故大家谈兴酣畅，徐和胡还相约要为湖州诗人陆志苇的《渡河》写一篇评论。当时的汪精卫还在追随孙中山，尽管马君武对他的热衷政治有些揶揄、微词。徐志摩力显绅士风，专门为胡适的表妹曹佩声（后来与胡的情缘未成，成了农学家），蒸了一个大芋头。“大家吃得很快活”。（志摩日记语）。 可以说，这一船人基本都是欧美海归的，“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”，当时还没有欧美同学会、联谊会之类，但不久后，就在北京石达子庙成立了欧美同学会，这次海宁之行，算是作了预演，拉开了序幕。 上了海塘，在镇海塔旁候潮，后面是一片芦花。有一张照片流传，有坐、有站，姿态各异。志摩题：君武——香蕉来嘛；佩声女士——望潮；知行——熙；精卫——背；适之——怡；经农——瞅、掬口；艾洛莉——冁；莎菲——笑；这襟角是我自己的。名之曰：“海宁观潮图”。少了任叔永一人，估计是摄影者，或者暂离。 潮来的情景，胡适之倒是在日记中记的：“……潮头每个皆北高而斜向南，远望去很像无数铁舰首尾衔接着，一齐横冲上来，一忽儿潮声震耳，如千军万马奔腾之声，不到几秒钟，已涌到塘前，转瞬间过了我们的面前，汹涌西去了。”志摩却没有描述，只是写了“我原定请他们看夜潮，看过即开船到硖石，一早吃锦霞馆的羊肉面，再到俞桥去看了枫叶，再乘早车动身各分南北。后来叔永夫妇执意要回去，结果一半落北，一半上南，我被他们拉到杭州去了”。 九十年前作为东道主的徐志摩，热心组织的这次活动，一是向国内的文化教育界名人介绍了故乡海宁；二是充分展示了徐志摩的组织、公关能力，以及个人魅力；三是加深和坚实了与胡适的关系。笔者之友，著名作家韩石山曾在他的著作里说：“在此后的岁月里，徐志摩对胡适从来是心悦诚服，胡适对徐志摩也从来是尽力提携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它的力行者结成了坚固的同盟。 三个月后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社团组织——新月社就在北京石虎胡同七号院门外的墙上挂牌了。发起者正是徐志摩、胡适之他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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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3年8月，志摩正在北戴河山海关避暑小憩，还写下了著名散文一篇《北戴河海滨的幻想》，“暂时忘却自身的种种”，享受着“愉悦与欢舞的生趣、希望”，却接到了“祖母病危”的电报，他迅即坐火车南下。22日抵硖石家中，27日，84岁高龄的祖母溘然长逝，他悲痛至极，写下《我的祖母之死》一文。中秋，堂弟绎莪，陪他去杭州游西湖，排遣忧伤；而此时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之，因身染小恙，正在烟霞洞调养，比胡小6岁的志摩就去探望，两次未遇，第三次见上了。也许，在北戴河海滨受到海的感染，加上性格热情，对友真率，就萌生了约友集体观潮的念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