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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话说盐官》连载013:“捍潮”史话——修筑海塘
  
修筑海塘
    海宁海塘地处钱塘江河口强潮地段,全长5 3 . 6 公里。
    据传,海宁“占鳌塔”塔底与江苏“金山寺”塔尖成一水平线,古有“海宁海塘不治,杭、嘉、湖等七郡生灵成鳖”的说法。因此,海宁海塘是杭嘉湖平原安全的重要屏障。
    钱江海塘的筑成也是随着各个朝代的技术水平、财力、物力等具体情况,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。从唐代的土塘到元泰定元年( 1 3 2 4 年)的竹络木柜塘,再到北宋的柴塘一直发展到明清的石塘。人们在与“钱江潮”的不断搏击中,积累了丰富的经验,以勤劳与智慧,最终降伏了肆虐的“潮魔”。
    清乾隆年间,“鱼鳞石塘”防御工程体系竣工,它似一条“捍海长城”,终于束缚住了“钱江潮”狂野的身躯。钱塘江得以“安澜”,百姓得以生息,天下有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太平。
    现存的盐官古海塘大部分修筑于清雍正、乾隆年间,其建筑结构精巧、气势宏伟,经历了数百年的潮水的冲击,依然“力障狂澜扶砥柱”。
潮水渐渐退去,江面又恢复了平静。鱼鳞石塘显露在阳光下,身上还留着潮水冲击过的印痕。远远望去,层层交错叠加的板石绵延无际,似并肩而立、等候世人查阅的士兵,阵容强大,豪气冲天。
    濒江临风,眼前幻化出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:
    无数的先民,和着潮起潮落,永远做着同一件事—修筑海塘。修起了被冲垮,冲了再继续,在无数次的成功与失败的往复中,他们前赴后继,锲而不舍⋯⋯江岸上忙碌的人群,江水中穿梭的船影,没有现代化的工具,一切的希望就在两只手上,还有满腔的热血沸腾。
    耳边分明回响着先民们雄浑有力的打夯声,震耳欲聋,响彻云天⋯⋯
伟大往往就源自这平凡且恒久的坚守。 “人定胜天”的奇迹再一次由我们的先民创造。
    3 0 0 余年,鱼鳞石塘屹立于钱塘江北岸,任凭潮水冲击,岿然不动,它成为人类与大自然抗争的历史见证。
    鱼鳞石塘被称为人类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,与长城和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建筑工程而闻名于世。
    筑建鱼鳞石塘,乾隆皇帝功在千秋。但当地百姓并没有把他奉为“潮神”,而是以更加人性化的情感,将他与海塘、与盐官的缘,深深根植于民间的沃土,代代相传。那就是“乾隆身世之谜”,我们会在后文讲述。
鱼鳞石塘有如此高的地位,还得从钱塘江江口北岸的功能与所承载的使命说起。
钱塘江江口北岸的功能
    钱塘江入海口北岸的背后,是沃野万里的杭嘉湖平原与太湖流域平原。“嘉湖熟,天下足。”自六朝以来皇室与军队所需的漕粮主要来源于这里。这一点从大运河漕运之兴盛足以可见。
    在封建社会时期,漕粮的多寡,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力的强弱与王朝的兴衰。隋唐时期,随着大运河的开通,中国经济重心南移,江南兴起。从唐宋至清末,太湖流域,包括杭嘉湖地区,一直是国家聚敛财赋的重地。
    韩愈的《十九送陆歙州诗序》说“当今赋出于天下,江南居十九”。《新唐书》卷一百七十八载“德兴建言:‘江、淮田一善熟,则旁资数道,故天下大计,仰于东南⋯⋯’”唐宪宗也不得不承认:“军国费用,取资江淮。”《宋史·列传》第九十六云:“国家根本,仰给东南。”明代丘浚说:“韩愈谓赋出天下,而江南居十九。以今观之,浙东、西又居江南十九,而苏、松、常、嘉、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。”
    盐官地处钱塘江北岸,背后就是杭嘉湖平原和太湖流域的苏南。据史料,海塘溃决时,海水可一直侵入到吴江、松江一线。由此可见,钱塘江北岸江堤的稳固关系国家经济命脉。
    钱塘江两岸平原地势低洼,地面比汛期洪、潮高水位低3 ~ 5 米,全赖海塘保护。一旦疏失,洪、潮内灌,势如建瓴,潮水所经之处,河道淤塞,地成斥卤,“非四五年雨水荡涤,不能土活插秧”。灾害所及,远伸内陆。
    也许有人要问了,为什么钱塘江入海口的北岸线会承受如此大的压力,而南岸线却要好许多呢?这还得从钱塘江入海口河道的迁移说起。
东晋年间( 3 1 7 ~ 4 2 0 年),杭州湾北部海岸在王盘山一线。由于受潮波传播方向影响,杭州湾北岸不断冲刷后退,南岸淤积北移。北岸海盐的故城在明初( 1 3 8 1 ~ 1 4 0 2 年)坍沦入海。经历千余年,岸线后退3 0 余公里,直到明代嘉靖( 1 5 2 2 ~ 1 5 6 6 年)后, 潮流进入大、小金山间,受乍浦诸山和秦山等阻挡,以及多方加固海塘,岸线方逐渐稳定,保持至今不变。
    古代,以河庄山(现称白虎山)、赭山为界,钱塘江入海河道分成北大门、中小门和南大门。江流海潮从这三门中的一两个门出入。明代以前,主流从南大门入海。明末,主流北冲频次增加,改徙中小门。清代康熙中期,主流开始行北大门。约1 7 1 8 年开始,数度疏浚,试图开中小门引流,但始终无法持久,直至乾隆二十四年(1 7 5 9 年),中小门彻底淤积萎缩,主流稳定走北大门,直逼盐官城下。由中小门摆向北大门,河道迁移幅度达2 0 余公里。
    由于钱塘江入海口的北移, 杭州湾北岸一线受到严重侵蚀。
古代海塘建设
汉唐 泥塘
    有关海塘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汉代的《水经》。南北朝地理学家郦道元在介绍《钱塘记》时,说到“华信千钱诡钱塘”的故事,大概这也是“钱塘”二字的出处。
    话说东汉末年,华信任钱塘县地方官,当时,钱塘县隶属会稽郡。华信上任仅一年多,钱塘潮就三次淹了县域,他多次上书朝廷,希望修筑海塘,无果。他又向会稽郡领导苦苦相求资助钱两,也得不到支持。无奈之下,他想出了一“诡计”:先是让人在县衙门口贴出大红告示:凡挑土一石到江边者,赏铜钱一千。这可是个大价钱!县域百姓闻听有此等好事,纷纷奋勇向前,挑土的人群是摩肩接踵。谁知等到挑土的人大量涌来时,县衙却变了卦,说是土够了,不收了!当人们要求兑钱时,华信说“给的不是现钱,等塘修好了,潮水不泛滥了,县衙收了赋税,有了钱两,自当兑现。如若不然,你们再把土挑回去!”挑土的人虽然大呼“上当”,却想想这塘不建却也是祸及自身,于是纷纷把土石倒在了江边。华信就是利用这些土料,组织百姓,建成了捍海泥塘,也被称为“钱塘”,是我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条海塘。
    正史虽有修筑海塘记载,始于唐朝,但仍以泥塘居多,不足以抵抗强大的涌潮冲击。
    唐代筑堤,许多地方志都提到了石瑰,说他生于唐长庆三年(8 2 3 年),曾带领民众筑堤捍海潮,“功未就,死于海”。官为立庙,封“潮王”。庙称“石姥祠”,又称“潮王庙”。唐大中年间,又有一位钱塘县令李子烈,在凤凰山南主持修筑长堤。
    从五代、两宋到元朝,海塘建设有了初步发展。
五代 竹笼石塘
    天宝三年( 9 1 0 年),吴越王钱镠在杭州候潮门外和通江门外,修筑捍海塘,声势浩大。《吴越备史》、《钱塘遗事》以及杭州的历代方志都有记载:一开始他们筑的是土塘,总是被潮水冲毁。后来采用“石囤木桩法”, 就是在土堤的前面放上许多竹笼子,将石块装在竹笼内,码于海滨,堆成海塘,再在塘前塘后打上粗大的木桩加固,还在上面铺上大石,人称“竹笼石塘”,后世称“钱氏捍海塘”,这在修筑海塘的历史上已经是一个创造性的进步了。
    这种新塘,不像土塘那样经不起潮水冲刷,比较坚固,防潮汐的性能也较土塘好得多。但石囤塘的竹木容易腐朽,必须经常维修;同时,散装石块缺乏整体性能,遭遇大潮,无力抵御。
宋元时朝 石囤木柜塘
    人们摸索着加以改进,于是有正式石塘的兴建。南宋和元代,在海塘的建设方面,也取得了诸多辉煌的成就。
    北宋时期,有过三次大的工程举措:大中祥符五年(1 0 1 2 年)的“陈尧佐柴塘”, 景祐四年(1 0 3 7 年) 的“ 张夏石塘” 和庆历四年(1 0 4 4 年) 的“ 杨田石塘”。
    北宋初年,陈尧佐和戚纶修筑柴塘,用树枝、条柴和土,一层土,一层柴,并钉上木桩,层层加高,层层夯实,“以柔克刚,分水之力”。
北宋景祐四年( 1 0 3 7 年),张夏创筑直立式石塘1 2 里。
    这里特别要说一说张夏。由于他当年带领民众,在六和塔至东青门的1 2 里地修筑石堤成功,百姓感激,为他立祠堤上,称“昭贶庙”,后世称“张老相公庙”。
    南宋,乾道七年( 1 1 7 1 年)、九年( 1 1 7 3 年),淳熙元年( 1 1 7 4 年)至5 2四年(1177 年),嘉熙三年(1239 年),都有大规模的修筑海塘工程。
    南宋嘉定十五年( 1 2 2 2 年),浙西提举刘垕又在当地创立土备塘和备塘河。就是在石塘内侧不远,再挖一条河道,叫备塘河;将挖出的土,在河的内侧又筑一条土塘叫土备塘。备塘河和土备塘的作用,平时可使农田与咸潮隔开,防止土地盐碱化,一旦外面的石塘被潮冲坏,备塘河可以消纳潮水,并使之排回海中,而土备塘便成为防潮的第二道防线,可以拦截成为强弩之末的海潮。
    元代,以泰定四年(1 3 2 7 年)的海难最为惨重,海宁沿海一带陆地沉沦1 9里,县城危在旦夕,当时在3 0 多里海岸线上用了4 3 . 3 3 万个装满块石的竹笼、4 7 0 多个装满块石的木柜来加固塘体,筑起了一道“石囤木柜塘”。 有史料记载:“元泰定四年,兴修盐官州咸塘。四月,命都水少监张仲仁治海,下石囤木柜。”
    元朝时期的石塘修建。在技术上已经有了许多创新。一是对塘基作了处理,用直径一尺、长八尺的木桩打入土中,使塘基更为坚固,不易被潮汐淘空。二是在用条石砌筑塘身时,采用纵横交错的方法,层层垒砌,使石塘的整体结构更趋于稳固。三是在石塘的背海面,附筑碎石和泥土各一层,加强了石塘的抗潮性能。这种石塘结构已经比较完备,是后来明清石塘的前身。
明代 双盖鱼鳞石塘
    明初,又有几次海潮冲塌堤岸的重大灾难,针对涌潮对这一地区的严重威胁,明政府频繁地组织人力、物力,修建海塘:洪武三年(1 3 7 0 年),筑成石塘2 3 7 0 丈,永乐九年( 1 4 1 1 年),筑土石塘共1 1 1 8 5 丈;永乐十一年( 1 4 1 3年),调集杭、嘉、湖、严、衢诸府1 0 万军民,“修筑三年,费财十万”,筑成一条竹笼石塘;成化十三年(1 4 7 7 年),杨瑄在海盐筑坡陀塘2 3 7 0 多丈(所谓坡陀塘,就是用碎石砌筑,向海面砌成斜坡,其上再覆以斜立长条石。这种石塘虽有消减水势的作用,但因结构不严,经不起大潮冲击)。
    从东晋到明初,杭州湾北部海岸,经历了近千年的持续坍退。南宋嘉定十五年( 1 2 2 2 年),浙西提举刘垕说:“陆地沦毁,无力可施,以桩石退守,不与海潮为敌”,反映了当时的无奈。明初对上游河段的潮灾仍束手无策。明成化十三年 ( 1 4 7 7 年),海宁一带江岸崩坍,直逼县城盐官。“群策不能治”时,杭州知府陈让提出“去城一里,支河渠内堤,延袤十里,以宽制猛,不与海争利”的退守方略。
    长达千余年,筑塘材料和技术逐渐改进、提高,但仍不足以抗御潮流的袭击,屡毁屡筑,极为被动。
    直到1 5 4 2 年,明代杰出的海塘工程专家—黄光升,创建了能有效抵御狂风恶浪的“双盖鱼鳞石塘”,稳定了杭州湾北岸的岸线,才得以从被动的退缩转为主动固守。
    黄光升为浙江水利佥事,他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,认为过去的旧塘,有两个严重的缺点:一是“塘根浮浅”,二是“外疏中空”。前者指塘基不结实,后者指塘身不严密。因此,他主持建塘时,在这两方面,都作了重大改进。在基础方面,必须清除其表面的浮沙,直到见到实土,然后,再在前半部的实土中,打桩夯实。认为这样的塘基,不仅承受力大,而且也不易被潮水淘空。在塘身方面,用大小一致(长、宽、厚分别为六尺、二尺、二尺)的条石纵横交错构筑,共1 8 层,高三丈六尺;底宽四丈,五纵五横,层层收缩,呈“鱼鳞”状,顶宽一丈。石塘背后,加培土塘。认为这种纵横交错、底宽顶窄、状如鱼鳞的石塘,整体性能最好。
    鱼鳞石塘由条石堆砌纵横排列,犬牙交错,非常牢固,被称为钱塘江海塘修筑史上的一次革命性变革。但其造价很高,每丈需用白银3 0 0 两。黄光升改造到全部塘工的1 / 1 0 ~ 1 / 5 时,筹集的经费便告罄,其他的只好仍用旧塘了。
    由于钱塘江潮水的主溜北移,涌潮对南岸的威胁减轻。因此,在明朝,钱塘江南岸海塘的建设,一般说规模较小。
清朝 鱼鳞大石塘
    杭州、海宁一线,自明末清初江道从南大门北移至中小门,后又渐北移至北大门,北岸海塘形势险峻,潮患加重,修筑海塘工程的规模也随之不断升级,次数则愈趋频繁。
    “清康熙三年八月初三日飓风三日夜,海啸冲溃海塘二千三百八余尺。总督赵延臣,巡按朱昌祚疏清发帑修筑。委兵巡道熊光裕督修,至次年九月塘成,并尖山石堤五十余丈。”此乃海宁石塘之始。
    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代,朱轼曾先后担任浙江巡抚、吏部尚书等重要职务。在他任职期间,多次主持修建海塘。
    康熙五十九年(1 7 2 0 年),朱轼综合过去各方面的治塘先进技术,在海宁老盐仓,修建了5 0 0 丈新式鱼鳞石塘,塘脚修建坦水防止冲刷,成为抗御涌潮破坏的有效塘型。
    雍正二年( 1 7 2 4 年)七月十八日,钱塘江风潮大作,海宁境内的土塘、柴塘、石囤木柜塘尽决,唯老盐仓的新鱼鳞石塘巍然独存。起初,朱轼的新式鱼鳞石塘,由于造价高昂,每丈需银3 0 0 两,没有推广,只造了5 0 0 丈。经过这次大潮考验后,被公认为海塘工程的“样塘”。为了浙西的安全,清政府遂不惜花费重金,决定将钱塘江北岸、受涌潮威胁最大的地区,一律改建成新式鱼鳞石塘。
    新式鱼鳞石塘,具有以下一些特点:第一,基础打得更为扎实。明朝黄光升的双盖鱼鳞石塘,清淤后只在塘基的前半部下桩加固,后半部未加处理。而新式鱼鳞石塘的塘基工程,除清淤和在前半部下桩外,在后半部也下了桩,使前后两部分具有同样的承压性能,并在其上还用三合土夯实。第二,塘身的结构也更为严密。条石规格一致,规定长五尺、宽二尺、厚一尺,用丁顺相间砌筑, 以桐油、江米汁拌石灰浆砌,上半部条石之间,用铁锔、铁锭连接。塘底宽1 2 尺, 一般砌1 8 层、高1 8 尺, 每层向内收缩,顶宽四尺半。它与黄光升石塘相比,虽然小许多,但整体性能优于它。第三,护塘工程也更讲究。一方面,在石塘的背海面,培砌碎石和泥土,以加强塘身的御潮性能和防止潮水渗入,另一方面,在石塘的向海面修建坦水,用石块从塘脚向外斜砌。坦水宽度从1 2 尺到4 8 尺不等,以保护塘脚,消减潮波能量。
    雍正时期依照此法,对鱼鳞石塘进行了改进。从雍正五年(1 7 2 7 年)开始,时任通政参议总理塘工的海宁籍水利专家俞兆岳,改进原设计,发明用铁锭榫加固塘身,使石塘更为坚固,并先筑样塘六十丈示范,要求施工人员一律按式构筑。雍正皇帝明确指出:“旧塘先须修筑完固,以资捍御,切不可因塘身临水,挪动尺寸;挪移一步即冲塌一步,何时是已!”“修建鱼鳞大石塘乃一劳永逸之计,不可因塘外涨沙,停止修筑,纵使沙涨数十百里,民人居处、耕种,亦不可恃,必须大工完竣,方可垂之永远,于地方有益。”这无疑是一个飞跃。当时一而再,再而三地强调要“一劳永逸”,反映了雍正王朝治理潮患的决心。
    雍正多次派遣朝内重臣和地方总督、巡抚等赶赴海宁督办塘工,抢修固塘。这位皇帝在朝1 3 年,共修筑海宁塘工1 8 次,计各类塘工5 4 0 8 0 丈,用银3 4 万余两,并为后世开创了浙西海塘的岁修制度。
    新式鱼鳞石塘,创始于康熙,考验于雍正,大量兴建于乾隆年间。乾隆时期,承继康雍之治。“乾隆元年八月,石塘等工告竣。计仁宁两邑治塘土墩共长一万三千九百九丈,修坦水共长八千四百九丈八尺,择修砌石塘共长一千十二丈三尺五寸”,“乾隆四十八年七月,老盐仓旧有柴塘四千二百余丈全部添建石塘告竣,其砌筑坚整”。乾隆五十九年(1 7 9 4 年),海宁石塘之连贯工程由此告竣。乾隆皇帝南巡6次,曾4次到盐官,亲临海塘视察塘工。
    康雍乾年间,从杭州到海宁共修筑鱼鳞石塘1 3 3 0 0 多丈,至今仍屹立在那里,担当着抗御怒潮的重任。巍峨的鱼鳞石塘蜿蜒伸展,宛如一道江滨长城,它虽无言,却铭刻着历代劳动人民为之奋斗的辉煌史篇。
    清朝在防止涌潮灾害方面,还作了一些新的探索:一是设法使钱塘江大潮的主溜走中小门。由于涌潮的主溜走北大门和南大门,都易酿成严重的潮灾,特别是走北大门,灾害更为严重,只有走中小门,潮灾才较小。因此,乾隆时曾耗巨资,组织力量,疏浚中小门水道,引涌潮主溜由此通过,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。在1 7 4 7 年到1 7 5 9 年,还颇为有效,大流安稳流于中小门1 2 年。到了乾隆二十四年(1 7 5 9 年), 潮势北趋, 中小门再度淤塞,主流一直走北大门至今。二是清末修建海塘时,尝试着在工程中使用了新式建筑材料—水泥。这一试验当时虽因地基沉陷而失败,但却为人们提供了经验教训。民国时期,以水泥作为塘工的材料,逐渐增多,并取得了一些成效。
新中国成立以后
    钱塘江北岸海塘的一个致命的弱点,就是塘基过高。塘外又无护堤,新中国成立后,群策群力,人民政府采取了有力的措施,全线抛石以护塘脚,同时修筑护塘丁字坝,有力地保证了钱塘江北岸海塘的完好无损。
    1997年,《钱塘江北岸海塘防御超标准风暴潮研究工作大纲》通过专家审查,按照百年一遇的标准,重新修筑钱塘江标准海塘。钱塘江北岸险段标准海塘工程上起杭州白塔岭,下至杭州湾海盐县出海口,全长4 4 . 7 公里。工程于1 9 9 8 年动工兴建,2 0 0 1 年年底基本建成。这一工程的完成,不仅加强了抵御涌潮灾害的能力,而且改善了沿岸景观。2 0 0 3 年,该工程荣获全国建筑业最高奖—“鲁班奖”,这是浙江省水利工程获得的第一个全国建筑业质量最高奖。
 
  2012/7/19 10:32:32 作者:杨秀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