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江潮在带来滔天骇浪和泥沙的同时，也带来了咸涩的海水，咸涩的海水带来了宝贵的盐资源，成就了这里的支柱产业—盐业的兴盛，由此产生了盐官地名。
5 0 0 0 余年前，于此地生息的良渚先民就在滩涂上发现了雪白的盐花。因盐花特别薄而收集不起多少，便将盐花连带泥沙一并刮了，置于水罐里溶化、沉淀而取其咸水用之，称之为“馀”（是古时海宁对“盐”之称谓）。
相传同时期， 江南有夙沙氏部落，“ 与鸟为友”， 以鸟为图腾， 山居而水行，饭稻食鱼而以舟为车，他们经常出没于今盐官镇南的浅海中，以捕鱼为生。因在海上经常看见海滩上一片白光闪烁，晴天见，阴雨天则不见，开始时疑为是神的显物，后来见得多了，便大着胆子走近观察，只见一片雪白的东西敷于泥沙之上，脚踩上去还会有印痕，用手指刮下一些入嘴即化，味道咸鲜，还明显有提神之功效，觉得这物肯定是好东西，于是便连同泥沙一起刮了去，经煮化沉淀，还真从陶罐底部发现了真正的盐。部落头人将这盐带到中原献给了黄帝，黄帝尝了，也感到这盐的神奇，于是封夙沙氏为“盐人之国”。
“盐人之国”的人经探索发现了可以从海边泥沙中淋得卤，再用卤烧煮能得到盐的办法，一下子到古盐官的滩涂上取盐的人就多了起来。人多了需要更多的淡水，为寻得淡水资源，他们一路北上，到了古浙江（武林水）边， 见当地人在稻田中劳作， 便派了两个会水的泅江过来与他们交流。得知了对方的意图， 善良的良渚居民， 便慷慨地提供了自己的领地， 接纳了这些外来人， 于是两处人合为一处， 共同生息。这就是当地相传的剡溪（今曹娥江）人与海宁良渚先民一起“煮海为盐”的史话传奇。
古盐官的盐业生产至秦汉时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。
“盐官”最初不是地名，也不是建制名，而是一个官名，意为“司盐之官”。西汉时，实行盐铁专卖，在盐铁产地分设盐官和铁官，进行管理。
公元前1 9 5 年，吴王刘濞在海盐县西南境内任命一位“盐官”，专管这里的盐业生产，这是盐官地名的起始点。到了公元2 2 3 年，海昌县就被易名为盐官县，这是盐官作为建制名的发端，此后盐官（县、州）之名一直沿用至元代天历元年（1328 年），历时1 1 0 6 年。
盐官素有“耕桑之地足以衣食，鱼盐之利足以资给”之称。盐业生产之发达，从现存地名中仍可窥见一斑，如老盐仓、大荆场、新仓、旧仓、黄湾等都是与盐有关的地方。
 宋代四境（海宁盐场分布）图
隋开皇九年（5 8 9 年）， 废钱塘， 设杭州府。在原古盐官盐场成立杭州场（总场），辖钱塘、汤村、岩门、蜀山、上管、下管、新路、西路、袁花、黄湾十场，除钱塘场外，其余九场均属盐官县。时杭州盐场是浙江三大盐场之首，而古盐官盐场所产盐占杭州盐场总产量的9 0 %。到唐初，盐官盐产量占全国海煮盐的7 5 %，居全国之首。唐中期，具有一定规模的盐场有4 座。宋代前期更是迅速翻倍，北宋太平兴国四年（9 7 9 年），海宁境内有蜀山、岩门、上管、下管、南路、袁花、黄湾、新兴盐场8 座，年产盐额达1 3 3 9 7 0 余石。至明代永乐十年（1 4 1 2 年），盐官地区年产盐达4 1 0 万公斤。
因盐官煮盐用的是铁盘，盐色泛青，“产盐白似雪”，属盐中的上品。南朝陶弘景在《神农本草经》里有“藏茧必用盐官盐”之说。北宋熙宁五年（1 0 7 2 年），官府曾把钱塘江边上的盐场按海水出盐率划分等级，是目前世界所存最早的海水含盐度资料。
在盐官建制的大部分时间内，盐业经济是当地封建课税的主要来源。因此，不但有“盐官”，还有“盐法”，在盐业生产与购销上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管理体制。
盐属官府控制生产，按官产、官卖，历朝历代都立有盐法，对食盐的生产、流通有严格的控制。基本上属于官府垄断、商会专卖。往往官盐价超出盐场价几十倍。至盛唐时，盐税居全年赋税一半之多。大历十四年（ 7 7 9 年），“宫闱、服饰、军饷、百官俸禄仰给于盐利”（《新唐书》刘晏传）。
“粮数斗换盐一斤”，真乃富了官府和盐商，苦了盐民百姓。
有垄断就有私贩，为了生活下去，盐民也只得偷着卖私盐，于是就有一些胆大包天之徒冒险干起了贩私盐的“行当”。他们拉帮结伙组成“盐帮”，都是些不要命的主，还敢以武力与官府抗衡。他们还有专职运输私盐的船，叫做“偷鸡豹”，而且私盐交易量非常大。
为防止私盐外运，官府在许村、长安、转塘（诸介桥）、黄冈等地设巡盐官兵，但还是堵不住这股“暗流涌动”。盐户有盐私卖，贩子有盐可贩，作为中间人的“盐帮”，把私盐整船整船保送过盐官上塘河，一直到达大运河，而流通至全国。
大概也是因为有了这股“暗流”带来的利益，“灶户” （煮盐的盐民被称为“灶户”或“亭户”）们的生产积极性才始终高涨。但到明朝时期就步入了衰落，这与明朝时实施的盐法有一定的关系。据说，明太祖朱元璋的部下，有私盐贩子出身，深谙其道。所以就有了针对之法：按片区划分，将相邻“灶户”们组成团，每团建中心仓库，规定“灶户”每天所产的盐，必须全部集中于中心仓库，称“团仓”。这样一来，就从源头上截住了私盐的出口，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盐民的生产积极性。
清袭明制，盐官盐业生产虽然没有发展，但始终维持，直至雍正四年（1 7 2 6 年），钱塘江入海口河道北移，沙地坍陷入海，盐业受到冲击，并逐步走向衰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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